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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关注
本报讯 在遭遇此次强震和海啸前，外界对日本的评价普遍是：防灾意识超强、防灾预案完备、防灾机制成熟、防灾资源充足。但这次核危机处理却暴露了日本的种种问题。
北京大学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天灾之后核危机处理中暴露的问题、核危机处理的进展，值得密切关注。 记者毛玉西
本报讯 梁云祥教授表示，在这次灾难之前，日本核电的安全与技术一直被称为“世界一流”。但形势依然并未明朗化的福岛核泄漏事故，却暴露了日本核电安全并非像外界印象中或日本宣传的那样“神奇”。这就恰恰说明，日本可能一直“固封于”核电的“安全神话”光环之中，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危机发生的预防意识，以及危机处理的预判意识。
自负致使危机升级
日本核电站众多，技术也相当成熟，长期的安全运行让日本政府与国民对核电安全有极强的自信心。若不是此次核泄漏，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会认为自己的核电会受到泄漏威胁。或许正因为对技术的过分自信，才致东京电力一再忽略国际社会希望予以其援助的请求，忽略了危机初期采取更为果断的补救措施，致使核泄漏危机逐步升级。
梁云祥教授指出，核危机处理中暴露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之间的协调不力，暴露了日本在重大危机处理机制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可以看出，在这次核危机处理上，日本显示出了“应对乏力”的迹象。
政府与企业协调不力
梁教授认为，在这次核危机处理上，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在信息披露上多次说法不一，在人员调遣上也多次出现分歧，都显示了日本政府与企业在应对重大危机时缺乏协调。他指出，日常生活中日本企业与政府不是“隶属”关系，但在危机时刻依然坚持“非隶属”关系，显然对危机处理没有好处。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在危机处理上的协作，值得日本各界反思。
对于日本政府与企业对核危机披露的“轻描淡写”，梁教授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两者自身都不掌握准确的事故情况，从而导致了在核危机处理上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二是在危机信息的披露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具有“保守性”，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更倾向于选择在信息披露上有所保留。
政治影响
政府面临信任危机
本报讯 如何在这次核危机事故上向日本国民交出满意答卷，避免出现切尔诺贝利式的悲剧，正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梁云祥教授指出，从目前看，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的表现依然是持“中性”立场。很多媒体提及的“民众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多少有所夸大，目前批评的焦点更多集中于东京电力公司。但他也提到，核危机处理对菅直人内阁的考验已经开始：如果核危机持续时间过长、局势再出现失控等情况，将对日本政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梁教授指出，一方面，强震后的救灾暂缓了菅直人的执政危机，两党暂时“息战”；另一方面，核危机的不确定性正在考验菅直人政权。目前， 日本民众对政府的“容忍度”正在发生变化，不满与指责的声音开始出现。今后对核危机的处理，将直接左右菅直人未来的政治命运。
对美日关系影响不大
这次核危机处理中，美国多次与日本产生分歧。16日，美日就“疏散区”范围产生分歧。此后，美日就辐射量多少、危机援助方式等频频出现分歧。有媒体指出，美国开始“不信任”日本。
对此，梁云祥教授指出，美日关系不会受到这次核危机的影响，两国在核危机处理上的分歧更多是细节性的、数据性的不同，还上升不到两国政府“不信任”的程度，也不会危及美日关系的发展。
核电前景
能源开发可能“转向”
本报讯 对于日本核电发展的未来，梁云祥认为，福岛核电事故对日本民众的心理打击巨大，也对日本政府推动的未来核电开发影响深远。
日后需要消除恐慌
梁教授认为，这次核危机从两个方面影响日本核能发展。一方面，在民意与选票决定政权的日本，未来的任何政党或内阁首先都会顺应民意，强化现有核电站的安全，从技术提升与灾难预案上做大量功课，消除民众的恐慌心理。另一方面，未来任何的新投资核电项目，必然遭到日本民众的“强烈抵制”，再大力发展核能的战略规划可能性很小。
梁教授由此指出，由于日本一贯缺乏传统能源，这次核危机后日本的能源开发可能会“转向”，迫使日本转向更安全的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或生物燃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