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党中央一声号令，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史占春任队长，许竞任副队长，他们都是1960年登顶的那批老队员，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相比于60年首次登顶的规模，此次登山的队伍相当庞大，登山队、测绘队、高山运输队等共434人，其中大部分是从解放军中选拔出来的，另外还有38名女队员。那一年，我20岁，已在内蒙古气象局工作了两年时间，作为基层的一名观测员，每天日复一日地重复同一套工作流程。那时仍处在“文革”后期，没有恢复高考，我本以为会在这种机械乏味的工作氛围中渡过漫长时光，机会出现在1974年夏天，国家决定重新开展停滞十余年之久的攀登珠峰计划，我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进入到中国登山队气象组，为1975年我国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做气象地面保障工作。
1975年春天，我们气象组率先在海拔5100米的大本营建立了观测站，又分别在5120米、5500米和6400米的突击营地建立了三所临时观测站，总计配备了17名气象工作者，以掌握和分析珠峰周围全年的天气状况。跟许多队友一样，在那个年代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自学和勤加练习来提高业务能力，气象观测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喜欢做的事，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我做得最好的事情。作为这个小组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荣幸，也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心里想着只有努力完成任务，才能对得起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写下了请愿书，无异于一份“生死状”，目的只是为了能在这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决心无论条件多艰苦，也一定要为登山队做好气象保障，因为我知道他们攀登的不仅仅是世界最高峰，他们攀登的更是中国人的信心和决心。
在珠峰的这段生活完全结束之前，我以文字记录了许多难忘的细节。现在阅读时，连自己都为之动容。常常想，如果这些文字由现在的自己来书写，可能不会写得如此真挚、如此平和吧。总是有人说：都过去四十多年了，珠峰早已被人类征服了多次，没有了往昔的神圣和纯净，还提起这些陈年往事干什么呢？对此我只能苦笑。刻意地去保护珠峰，这本身就是对她的一种破坏吧，而真正的保护就是应该远离她，尽可能少的打扰她，就让山在那里，旷世悠远，独自美丽。至于现代登山者使用各种先进机械对珠峰进行所谓的“了解”，我只能说哪怕到了今天，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手段，能够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山，但在这些高山之下，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谦卑和恭敬，认识到人类仍然渺小，只是攀附了这些强大的事物才得以存在。现代人类活动对珠峰的污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人类对珠峰的探索还在继续，为了征服、为了索取，“贪婪”已是现代人类的一个标记，我不相信还有人能避开这个时代的标记，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是穿越而来的。而那些仍在继续的攀登者们，要么是强大的，不受时代的主宰；要么是懦弱的，回避了这个时代。
在机关工作多年，大约因为经验上的反差，才会对在珠峰的日子有特别的体会。同样，也是因为经过那个特殊的年代，才更珍惜眼下的宁静与淡然；因为拼过命，才敢用命，才更愿意付出；因为有过失败与悲伤，才敏感于最后的喜悦。如果说其中的有些片段记录有误，那倒不是我的记忆在衰退，而是出于我对所记述对象自身美好的怀想。时光荏苒，令我无法再回到珠峰去体味那些过去闪光的日子，也无法寻觅到过去的那个纯净山巅和年轻的自己，更无法迎合现代登山者对攀登珠峰的期待。但是，作为我事业的起点，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已经消失的生活、那些昨日的情感，已经永远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的基石，是支撑我生命中最厚重的一部分。我感谢曾经那些一起奋斗过的队友、感谢每一位为祖国的登山事业付出过心血的人。
一记“无影脚”
1975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完成了一系列身体检查、训练、业务培训等程序后，我们浩浩荡荡一行400余人终于开拔，踏上了前往西藏的征途，先是坐火车到西宁，便没有铁路了，改坐汽车，又坐了一两天的汽车行至格尔木，天色渐黑，全体人员便在格尔木扎营宿下。当时的格尔木荒凉偏僻，全市都没有看到一栋楼房，满眼望去尽是黄沙和低矮的土坯房，全市宛如一个大军营，街上行走的都是军人，百姓是看不到的，除了军人所能见到的老百姓只有修路队的筑路工人。我和同在气象组的队友陈宏，一个19岁、一个20岁，正是贪玩的年龄，我俩在帐篷里实在待不住，就结伴出去逛逛，来到街上也没有什么店铺可进，即便是市中心也看不到几个人，我俩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碰巧在街边有几个筑路工人在修路，我俩驻足跟其中一个聊了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个人是辽宁白城子人，是陈宏的老乡，这位大哥也好久没有听见乡音了，我们越聊越热络，他就邀请我俩去他的帐篷里坐坐。这一坐不要紧，我们三个人在帐篷里因陋就简，用弹药箱临时搭了一个桌子，大哥又弄来了些酒菜，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你一句、我一句地边喝边聊了起来，一晃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我和陈宏早已忘记了归队时间，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已是夜里十一二点，我俩酒足饭饱，借着月光踉踉跄跄地互相搀扶着往回走。
还没走到营地门口，老远就看见队长史占春和副队长许竞等一群人正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回来了”，只见史占春队长怒气冲冲地赶过来照着我俩的屁股一人就踢了一脚，挨了这一飞来的“无影脚”，我俩的酒意立刻就醒了。队长厉声问道“几点了？怎么才回来？你俩去哪儿了？知不知道全队人找你俩都找疯了，派出去好几辆车满大街喊你俩的名字，你俩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刘长秀，这是你们气象组的人，你看怎么办？我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干脆退回去得了。”史队长正在气头上，我俩心知犯了大错，吓的谁也不敢吱声，只得低着头任大家批评。看见我俩平安归来，我们气象组长刘长秀长叹一口气，跟史队长说道：“开了他俩，我们气象观测组就没人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去哪里再找人来，他俩也知道错了，又是头一次，我看让他俩回去做深刻检查，我们严肃批评教育，还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史队长这才稍稍消气，便点头同意了。
回去后，我俩连夜写了份检查，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在我们气象组的内部会议上又接受了大家的严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下来。虽然四十余年过去了，但是当时的情景我仍然历历在目，这是我头一次看见领导发这么大脾气，也是平生第一次挨了一记“无影脚”，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严于律己，再也不要犯错，这次教训给年轻时的我上了最好的一次职业培训课。
一场护理
陈宏，和我一起挨了“无影脚”的同事、队友加老乡，我俩年龄接近，兴趣相投，又都是地面组的观测员，在气象组中形影不离，十分要好。但是他对于高山适应能力较慢，再加上繁重的工作任务，突然就得了重感冒病倒了，但是他还咬着牙带病坚持工作，到最后实在支持不住了，昏倒在值班帐篷内。当同志们发现找来医生检查他的身体时，他的体温已经上升到41℃了，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的高原上，对于生命足够危险。当时组织决定让他休息，准备送往拉萨。当他听说要将他送走时，激动地说“我是一个气象战士，现在战斗任务又这样紧迫，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作为一个共青团员，能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吗？”我也舍不得他离开我，就跟其他几名同志商量，轮流看护陈宏同志三天，如果体温再降不下来，就送他走。这三、四天时间如同三四年一样漫长，我们几个人几乎晚上不睡觉，轮流去照顾陈宏，用酒精擦洗他的身体，给他做物理降温，每隔一小时就给他测量体温，终于在同志们的精心看护下，陈宏同志的病情有了好转，他刚能行动就又回到了战斗的岗位上。事后，再见到陈宏时，他总说我们几个在珠峰救了他一命。
一根手指
陈建军，是由新疆哈密气象局选拔出来的，当年也是20岁，我们一同在气象分队工作，他是探空组，我是地面组，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业务、并肩作战。他为人很低调、平时不爱说话，但对工作热情很高，总是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他对高山的适应能力特别好，也特别爱运动，在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打球跟在平地一样灵活机动，是我们气象分队的骨干也是运动健将。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实在太好了，在气象分队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被调到高山运输队跟随登山队登山去了，这当时是组织的决定也是他个人的意愿，在那个充满梦想的年龄，我们都想让生活有些变化，哪怕这种变化有生命危险。
一次在向海拔7200米的北坳营地运送物资时，由于体热出汗，他便摘掉了外面的棉手套，仅带着里面的线手套干活，由于当时的工作忙碌又紧张，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直到回到大本营后，才发现他的手套已经跟手指头粘在一起摘不下来了。在小心翼翼地撕掉手套后，他的一根小手指已经变得乌黑发青，没有任何知觉了，后经医生诊断，他的这根小手指坏死掉了。受当时大本营的医疗条件所限，不具备手术条件，就这样他只做了简单包扎，天天看着自己的这根无知无觉的小手指，但他并没有展现出一丝悲伤的情绪，仍像往常一样默默工作着。
登山结束后回到北京他才做了手术，截去了这一节小手指。他是我们气象分队里唯一受伤的队员，也是我们中两个获得个人三等功中的一员，这份荣誉是他应得的，我们都很为他感到高兴。80年代初，我再次回到中国登山队去办事，听说他已经被日本聘为登山队教教，到海外职教去了。
一条裤子
在气象组，我除了担任地面观测任务外，还要帮助探空组的同志们放气球，探空组最多的时候每天要释放8～9个无线电探空气球，释放密度在全国的探空站中首屈一指。珠峰北坡以风大著称，当时即便是在大本营也常常刮起七、八级的大风，把我们的帐篷吹倒是常事。
春季，在珠峰北坡，强劲的冰川风几乎昼夜盛行，尤其是下午风力更加强劲，在这种大风条件下，充气和施放体积达3立方米的大气球十分困难。每当大本营刮起大风时，地面组和探空组几乎全员出动，没有制氢房的我们就用氢气缸给气球灌气。气象组带了三个制氢气缸，每个氢气缸制的氢气一般能够充满一个探空气球。灌球时，要动员全组人员，组成一个人墙，围着大气球挡住狂风，还必须有人牢牢地握紧气球嘴，另外几人用手臂抱住气球，防止大风吹断球嘴，气球飞走。有时风太大了，快要灌满的球就被吹破了，一个球被吹破大家还得重新制氢，有时放一次球就得灌两次氢。球灌好以后，还得有人持着球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猛跑，使球升起来，如果稍慢一些，就会被大风把球吹落在地面上。在海拔5700米的高山上，要以这样快的速度和如此长的跑动距离，一个人放一次，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的工作是负责给气球打氢气，有时，释放气球失败，必须立刻重放，往往不得不使用刚刚制好的氢气。此时，氢气缸内气压很大、气温很高，充气时要特别小心。在一次给氢气缸打压时，氢气缸的保险片不慎崩出，并以极大的力度打向我的身体，我迅疾地一闪身，保险片打在我的裤子上，从厚厚的羽绒中穿过，在我的裤子上留下了一个焦黑的大洞。还好当时的裤子够厚，否则我的腿就要在这次事故中报销掉，事后想想确实很万幸。顺便说一句，当时我们穿的羽绒服是上海羽绒厂特地为我们赶制出来的，有红和蓝两种颜色，非常厚重，也很时髦，那个年代羽绒服在国内还是十分稀罕的物资，我的裤子破了一个大洞不得不打了补丁，我为此惋惜了好长时间。
一回狩猎
在珠峰大本营的99天中，我们每天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就是吃饭睡觉，生活单调而紧张，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偶尔也想找点活动来娱乐一下。一天，我们气象组几个人在完成工作任务后，由刘长秀组长带队在离大本营不远处的一条山谷中徒步，走着走着，眼前一只黑影迅疾闪过，“看，雪鸡”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绒布寺大本营常年人烟稀少，周边的野兽很多，为了安全登山队给组长刘长秀配发了一只手枪，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围猎这只雪鸡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说干就干，我们分工明确，瞅准有利地形，布成了一个口袋阵，把雪鸡圈在里面逃无可逃，但是雪鸡善飞，到了不得已时就会鼓翼起飞，我怕它飞走了，就跟组长刘长秀说“用你的手枪把它打下来吧，围不住它就飞走了。”刘长秀同意了，把枪交给了我，但我们几个小年轻都是学生出身，没有一个有射击经验，我仿照电影里看到的样子，先找了块岩石隐藏好身形，又在岩石上放了一块平整的石块当作垫背，我躲在岩石后，端起手枪把手腕垫在石块上，打开保险栓，瞄了一瞄，“砰”的一声，手枪后坐力太大，我一下没握住，枪掉在一边，雪鸡也扑啦啦一下飞走了。没打中，我的手腕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震撞到石头上，手臂直发麻，手掌红了一大片。大家一看鸡飞蛋打，哄然而散，败下阵来的我也只好低着头、捂着手，默默地跟在大家身后回到营地去了。后来才知道，雪鸡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幸亏我的枪法差，这些完完全全活在自然法则中的动物，为了更适应自然，而生的更为强大，高原上的生命如此顽强，它们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和保护。
一次护旗
在大本营，数十顶军绿色的帐篷整齐地排列成两行，中间的空地我们就叫作“珠穆朗玛大街”，在珠穆朗玛大街尽头的一片开阔地上，由四条钢缆固定住一根近十米高的旗杆，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地悬挂在顶端，迎风飘扬。这是中国登山者和科技工作者们在珠峰北坡树立的一面旗帜，表示眼前的最高峰和其脚下的土地属于中国。登山队每天派两人升旗、降旗，严谨认真、庄严肃穆。
登山气象组的帐篷在大本营最外围，就在这根旗杆旁边，离国旗最近。帐篷旁边散养着一群帮助运送物资的牦牛，这些牦牛性情温厚，汽车开不到的地方全靠它们一趟一趟地向6000千米以上营地运送物资。第一次试登山的出征仪式就在国旗下进行，4月24日，由登山队副政委邬宗岳任队长的突击队共17名主力队员第一次向珠峰发起冲击，宣誓后，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突击队离开了大本营。就在队伍刚刚离开，一群牦牛被鞭炮和锣鼓声惊吓，它们惊慌地四散奔跑。混乱中，牦牛撞上了拉纤的钢缆，折断了旗杆，五星红旗向下跌落。我们气象组看得真切，全程目睹了旗杆折断的过程，我们几个小伙子迅速出动，赶牦牛的赶牦牛，拉钢缆的拉钢缆，尽力把旗杆恢复原状，让五星红旗重新迎风飞舞。整个事件发生的极为迅速，除了我们气象组的几名同志外，其他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虽然这只是一件极小的事情，但是这次小小的不愉快，让我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很快，就传来了邬宗岳同志失踪的消息。
一人牺牲
就在突击队出发后的第十天，也就是5月4日，当时的突击队刚刚冲过了海拔7450米的大风口，紧接着邬宗岳同志又带领着队伍在七八级的大风中向海拔8200米的高山营地挺进，由于体力消耗太大，42岁的邬宗岳同志有时不得不在岩石上爬行前进。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的呼吸十分急促，但是他不断地端起摄影机，拍摄登山者们行军的镜头。
次日，突击队向海拔8600米最后一个营地挺进，为了留下这个珍贵的镜头，他解开了结组绳，在队伍的后面拍摄电影。同志们每次要求他回到结组、一块行动，他总是说：“这是政治任务，不能耽搁，你们先走吧”。就这样，队伍先走了，邬宗岳队长掉队了，晚上九时左右，到达突击营地的队员们马上去行军路上接应邬宗岳同志，但是夜色茫茫中哪里有邬宗岳同志的踪影呢？邬宗岳就这样失踪了。消息传到大本营，大家都很焦急，第二天大本营从报话机里收到报告：我们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发现了邬宗岳同志的背包、冰镐、摄影机和氧气瓶，可是没有找到他本人。接着报话机又说：我们还发现邬宗岳同志背包旁边的悬崖上，有物体滑坠的痕迹……从现场的观察和以往的经验说明：邬宗岳同志在那里牺牲了。
登顶成功后，登山队在从8600米下撤的途中，包括潘多在内的第二登山小组却奇怪地走错了路，从原来上山路线的西侧下山，下到海拔8000米附近时，在一处风化岩石和冰雪混合处发现了邬宗岳同志的遗体。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冥冥中的巧合，由于条件所限，队友们将邬宗岳安葬在洁白的冰雪中，让他长眠在珠峰女神的怀抱之中。
一种高度
自从邬宗岳同志牺牲后，大本营一度笼罩在沉闷而忧伤的氛围中，今春还能不能有登顶的好天气出现，我们气象组心中也没谱。因为雨季就要来临，就这样带着失望情绪打道回府的念头在每一位同志的心头萦绕。当党中央领导知道大本营士气不高、弹尽粮绝的情况后，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立即派出两架军用飞机，从北京出发，把当时全北京仅有的800斤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食品直接运抵西藏日喀则机场，再用卡车送到我们的大本营。西藏军区文工团也赶到大本营慰问演出，大家顿时被打入了一剂强心剂，又重新燃起继续战斗的热情。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多部门的协助配合下，登顶的好日子还是出现了。我们气象组的几位预报员抓紧时间，认真分析气象资料，认为5月25～29日有一次登顶好天气时段，这很可能是今春最后一次攀登顶峰的机会，大本营全体人员立即投入到了紧张而满怀希望的准备工作中去。登山队根据我们气象组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于5月17日离开大本营，向珠峰顶峰前进，一路上都是较利于登山的小风天气，我们气象组很是欣慰。
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在5月27日下午2时30分，中国登山队索南罗布、潘多、候生福等9名队员站到了世界之巅，并相继完成了一系列科考任务，最终测得珠峰的标准身高为8848.13米。这是中国高度，也是世界的高度，是我们一代代的登山人用生命的极限刷新的一项世界纪录。
我们作为后方保障人员虽然没有亲身站到顶峰之上，但是我们心中的喜悦之情丝毫也没有减少。我们通过望远镜时时关注着山顶上的动向，大家轮流在望远镜前驻足，眺望那座高高的山峰和山峰上一小排红色的身影缓缓移动，往日里紧张繁忙的大本营这时却异常安静，人们聚集在报话机旁，屏息静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家依然耐心等待着，突然登顶队员侯生福通过无线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说：“我们九个同志已经胜利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请党委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报告喜讯！”消息传到大本营，整个大本营都沸腾了，山上和山下几乎同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大家欢呼雀跃着，特别是我们气象保障组，这99天来的压力和质疑都一扫而光，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珠峰顶上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后，登顶队员于15时40分整理好行装，开始下撤，踏上归途，迎接他们的不仅有荣誉还有下一个更严峻的挑战。（注：我们气象分队的教练王洪宝同志在1979年10月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牺牲。）
一项荣誉
登顶成功后，大本营便开始整备撤离事宜，我们怀着轻松喜悦的心情，有序打点好各自的行装，分批撤离。先从拉萨乘飞机到了成都，在成都的一处宾馆里安顿下来，中央已经妥善安排，让当地为我们多准备蔬菜和水果，以补充各种维生素。宾馆的工作人员对登山下来的英雄照顾的十分周到，一进宾馆的房间就看见桌子上摆放着一大盘水蜜桃，青红相接，煞是诱人，作为北方人的我还没见过这么水灵的桃子，把桃子放在搪瓷缸子里，用热水浇下去，桃子的皮自动脱落，蜜汁香甜，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水蜜桃，那种甜蜜的滋味至今难忘。
经过三个多月的高原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晒伤了，皮肤黑的像焦炭，特别是裸露在外的脸和手等部位，开始红肿脱皮，痛痒难耐，养了两三个月后新皮才长出，人也恢复了原貌，身体也都壮实了不少。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活过滤了柔软的表面，留下了坚强的内心和坚硬的骨骼，我们仿佛得到了一次重生。修整几天后我们便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等待召开庆功大会。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庆功大会如此隆重，不但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悉数出席，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还一一与我们每一位同志握手，当时小平同志已经71岁了，但他的手是那么温暖有力，让我们每位同志心里都暖洋洋的。
后来我们继续在北京怀柔疗养了三个月，1975年8月底便回到各自单位开始新的工作了。这次登顶成功后，气象分队荣获集体三等功，我个人也得到了国家体委的通报嘉奖。在登顶的荣耀之下，珠峰也见证了那一代攀登者的使命和牺牲。时隔44年，这些发黄的证书已经落满了灰尘，但回首往昔，那些光辉的过去不曾蒙尘，那座山、那代人、那些生死与共的日子仍在闪闪发亮。无论多艰苦，在我的记忆里，仿佛只剩下甘甜的味道，还有就是那些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情谊历久弥新。
一生记忆
今天，登山对于很多人只是充满勇气和英雄浪漫主义的冒险。但在当时，我们是举全国之力才获得成功的，这次登顶早已超出了单纯体育运动的范畴，更像是在极度落后、条件又极度艰苦的情况下，展示出国家实力的行动。当时的我，20岁，正是最富好奇心和美梦的年龄，那时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挥之不去，存于心中久久不能忘怀。那时的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有一天能够真正强大起来，那种迫切的心情，至今想来仍然令我怦然心动，这是一种国家记忆，也是我一生的记忆。
虽然这些旧事中有许多意识和说法已经被时代的车轮远远地抛在后面，但我仍然珍惜它们。而每次回首往事时，总能真切地看到我独自站在珠峰脚下的荒野中，努力而细心地记录每一个气象数据，遥远地眺望那座高山，企图认识并发现珠峰的神圣和美感，同时体会成长中的自己收获的点点滴滴……在离开珠峰后的漫长时日里，珠峰带给我的有一点一滴贯穿我生命过程中的那种逐渐成长、逐渐懂得、逐渐敬畏的谦卑感，也许这正是珠峰带给我的启示吧，也是我全部生活的根基和凭靠吧。这让我觉得踏实，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内蒙古气象局退休干部 王澄 口述 郭敏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