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升温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当地时间12月6日下午,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发布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到本世纪末,气温最高或将上升5摄氏度,海平面比上世纪高出约半米,极端天气将频繁出现,灾害损失呈上升趋势。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报告》编撰协调人刘燕华介绍,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中国在世界背景下的气候变化的特殊情况。比如,在过去一段时间,全国平均气温的升温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在特殊的地理环境背景下,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报告》发布会上,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副司长孙成永介绍,“从去年10月份开始,IPCC陆续发布第五次评估报告。但是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局部去实施—中国到底在气候变化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影响体现在什么方面,未来会怎么样”,答案都在《报告》当中。

《报告》强调,与减缓相比,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都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目标与资源匹配的一致性、强化适应气候变化决策科学基础、提高各层面适应意识和能力。

本世纪末全国可能增温1.3℃-5.0℃

这是中国第三次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科技部解释,编制和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意义在于,向国际社会进一步表明我国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为我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事务提供科技支撑,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未来我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研究指出了方向。

早在2007年和2011年,中国曾先后对外发布《第一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和《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编撰工作从2011年开始,由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多部门共同组成的专家组完成。

《报告》总计7卷长150万字,此外还有长2万字的决策摘要。“此次在利马气候大会上发布的只是《报告》的决策摘要部分的摘要,报告的决策摘要部分还有待上报国务院。”科技部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一位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

与前两次报告不同,《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分为7卷,新增了“方法与数据”、“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案例”,报告共形成13项结论。

在气温方面,最新百年器测气温序列显示,从1909年-2011年的一百多年历史来看,中国陆地区域平均增温0.9-1.5℃,近15年来气温上升趋缓,但当前仍处于百年来气温最高阶段。

在水资源方面,近百年和近60年全国平均降水量未见显著趋势性变化,但区域分布差异明显,其中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近30年来降水持续增加。中国沿海海平面1980-2012年期间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速率。上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冰川面积退缩约10.1%,冻土面积减少约18.6%。

《报告》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仍将持续增温、降水变多、海平面上升的趋势。具体而言,本世纪末,全国可能增温1.3℃-5.0℃,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水平为1℃-3.7℃。全国降水平均增幅为2%-5%,北方降水可能增加5%-15%,华南地区降水变化不显著。中国海区海平面到21世纪末将比20世纪高出0.4-0.6米。

气候变化对中国弊大于利

在气候变化对我国影响方面,《报告》认为总体上弊大于利。有利影响涉及部分种植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森林生态系统;而不利影响则可能影响粮食产量与品质、水资源、城市等。数据显示,自1980到2008年,气候变化引起小麦和玉米的单产分别降低1.27%和1.73%。对中国粮食自给率产生影响。

《报告》强调,未来进一步增温主要带来的是不利影响。在各类自然风险中,与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有关的灾害占70%以上。这些气候灾害包括:局部地区干旱持续范围扩大、时间延长,暴雨急速降雨程度增加,未来水资源量可能总体减少5%,而且灾害对东部地区影响更大。

刘燕华分析,中国自然灾害风险等级处于全球较高水平,对气候变化敏感性高,灾害损失成上升趋势,灾害风险等级东部高于西部,防灾减灾应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内容。

《报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方面,“十一五”期间中国平均每形成1吨二氧化碳减排能力,财政需投入167亿元人民币;2010-2030年全国抗旱适应成本达5000亿元人民币;机遇方面,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刘燕华表示,“目前,中国需要与发展中国家一同参与到国际气候制度的建设。希望通过这种合作,实现全球范围的互利共赢。”

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时间和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报告》认为,节能减排在未来的两条根本道路是经济结构调整与技术改进。

《报告》提出,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2020年相比2005年可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多数研究也表明中国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但发展方式、政策导向和科技创新等都将对峰值时间和水平带来不确定性。

根据《报告》,各行业部门均具有较大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林业碳汇是当前和未来重要的增加碳汇途径,到2030年造林和森林经营减排增汇潜力约为4.92-8.11亿吨。

同时,技术进步对我国节能减碳发挥了重要作用,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单产能耗显著下降,火电煤耗、水泥和钢铁能耗下降30%-50%。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对未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至关重要,到2030年能源供应部门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可达45亿吨左右。

此前,在“《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重点问题凝练与判断”学术讨论会上,包括刘燕华等在内的多位与会专家提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人均CO2排放峰值水平应低于欧盟和日本峰值时的人均水平,更不应走美国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在低碳发展情景下,2030年CO2排放达峰值后,能源消费可支持GDP年均4.5%左右的速度增长,而CO2排放零增长或负增长。(《21世纪经济报道》报记者王尔德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