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蒙古族草原文化传统的生态学内涵】

在蒙古高原上，牧民的游牧生活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是蒙古民族文化的历史性创造。其中蕴含着深邃的生态意识，具有高度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在这一民族文化遗产和当今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之间，不难窥见其内在的渊源联系。因此，对于今日要遵循科学发展观、寻求草原地区的发展模式和畜牧业的产业化途径，不无重要的有益启示。从全面认识草原生态功能、草原生物多样性维护、家畜品种的培育、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目标的视角，对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历史价值作一些有益的初浅探索。

1、蒙古草原文化与草原生态功能

游牧生产方式可保证草原的更新繁育，维护了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演化与宝贵基因资源的相对稳定性。使草原保持着循游放牧条件下的生态演替顶极(Climax)，即十分接近自然气候顶极状态，成为家畜适度繁育和草原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环境与资源保障。草原是具有可更新机制的自然生态系统，由绿色植物种群与其他生物多样性成分以及复杂的非生物环境因素组成，是长期历史演化的产物，成为相对稳定的自然演替顶极。在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中，家畜放牧采食率比较均衡，对这一自组织系统的顶极状态不足以发生强烈的干扰。因此，系统的自我更新与自我调控机制不被突破，生态系统中的绿色植物种群和其他生物种群占据着各自的生态位而得以繁衍，保持着和谐的群落自组织生态过程。这些绿色植物种群构成了家畜充足的营养源和良好的营养组合。千百年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形象地说明了草原生态过程自然和谐的演替顶极状态。蒙古族牧民就是依托天赐的草原生态系统创造了符合历史条件的游牧生活方式，牧民的绿色情怀当然也是历史的产物。

2、蒙古草原文化之于畜牧业的发展

游牧生产锻炼了家畜的生态耐性，适应于寒冷气候和粗放的牧养管理方式。在草原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中选择了耐性很强的地方家畜品种，形成了严酷环境和粗放经营的家畜最佳生产力。北方草原的家畜经历了长期驯养，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成员。呼伦贝尔草原冬季气候严寒，在半湿润与半干旱条件下形成的草甸草原，草群高大密集，成为“三河牛”、“三河马”的原产地r副。从呼伦贝尔至乌珠穆沁草原，天然草地的牧草营养组合是乌珠穆沁肥尾羊经多年人工驯养而选择成功的地方良种，作为肉用羊，很受阿拉伯世界的广大穆斯林民众欢迎。苏尼特羊是适应于蒙古高原荒漠草原旱生小禾草一小型针茅Stipa spp．、沙芦草Agropyron mongolicum、无芒隐子草Cleistogenes songorica和沙葱Alliummongolicum等植物组合的产物，是深受欢迎的涮羊肉的优良品种。阿拉善双峰驼是与古老的阿拉善荒漠协同演化的著名优良品种。应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点保护对象，积极采取有效的保护对策。

3、蒙古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在游牧生活中，草原和家畜是蒙古民族等许多古老民族生存繁荣发展的物质和文化源泉。在天文、地理、测算、医药、畜牧、音乐、文学、艺术、军事等多方面创造了具有浓郁特色的文化成果，造就了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代天骄。绿色草原养育的家畜完整地构成了蒙古族等民族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保障。牛、羊、肉、乳提供了完全营养的高蛋白洁净食品系列的主要内容；毛绒皮革是制作服装、居住(蒙古包)、交通工具、生产生活用品的重要材料马牛又是役用、军用的动力资源；畜粪也成为生活中的燃料能源。总之，草原家畜在蒙古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是全部生物能源中最主要的部分。大自然所提供的第一性生产力与游牧方式的第二性生产紧密结合是人类经营农业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因而也是草原民族文明发展的源泉。广阔无垠的草原景观，塑造了高亢豪爽的音乐艺术风格与民族性格。依托于大自然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培育了人间互相友爱、私有观念淡薄和崇尚自然的民族精神。蒙古族等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学、蒙古学的不断发展，无不具有草原风情的烙印。在蒙古民族等各民族的发展史中，书写了人类文明宝库中值得自豪的绚丽篇章。在游牧生活中，蒙古族人民热爱草原、爱护家畜、保护生命、维护环境的朴素感情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体现，是十分可贵的生态意识，是当今实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良好思想基础。蒙古族人民的游牧生活恰恰构筑了天(气候环境)、地(土壤营养库)、生(生物多样性)、人(人群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是历史条件下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高效和谐的优化组合。游移放牧的完整规范，可以保持草原自我更新的再生机制，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演化，满足家畜的营养(能源)需要，保障人类的生存与进步。这是草原复合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协调有序的耦合效应。存在决定意识，这种优化系统组合必然成为生态观念的客观根据。所以在草原民族文化中，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伦理规范、民风习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都蕴含了鲜明的生态观点与环境思维。（作者：刘钟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