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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18次缔约方会议就要在多哈召开，本届大会照例引起了全球广泛专注和各种期许，但对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期望值已经大为降低。究其原因，是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排放份额与责任划分的分歧一直存在且难以弥合。
国际气候谈判的僵局，主要是关于份额的僵持，而以份额为焦点的气候谈判对中国最为不利。中国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局限在份额谈判的格局中，中国已难以占据道德上的高地。中国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在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看来，更近乎是一个自辩和对气候谈判的阻力。
对发展中国家权利的坚持和对清洁发展机制的维护，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立场。维护我国的发展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应当坚守。
但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应当考虑转换思路，跳出份额谈判的僵局，率先倡导更改游戏的规则，以另一种方式维护发展权利，以另一种方式促进全球减排的实质进展。中国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就应当考虑推动将份额谈判变更为各国碳价形成机制的国际契约谈判。
所谓各国碳价形成机制的国际契约谈判，就是将一时难以取得进展的份额谈判暂时搁置，而取而代之，要求各主要大国用适合各国国情的方式建立各自全面的碳市场，以各国的碳价形成机制来促进各国减排的实际行动。而将份额谈判，作为国际行动的终极目标。
国际碳价形成机制的国际契约，是将减排真正回到市场机制的快捷步骤。因为，对资源的国家间的配给，没有一次是短期内完成的，以往在土地的配给中，甚至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
同样，国际气候的份额谈判，实际必然导致谈判过程的冗长，和国家机会主义的盛行。对于排放增长迅速的国家，实际上很难简单的确定一个可行、可操作的被接受的绝对总量。人类在实现其他社会经济目标，起最根本作用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在气候问题上，也不会有例外。
国际气候谈判要求各国确定排放总量，除了一个环境容量许可极限之外，很多人也认为，总量的绝对控制，是实现各国碳市场的前提。但实际上，理论和欧洲各国的实践已经证明，维持碳价，存在多种的方式，比如：偏松的限制和偏紧的未来预期，同样可以维持碳价；碳市场的金融化本身，可以膨胀需求和强化预期；国家碳价干预，也可以维持碳价。
一个合理的碳价形成机制，必然导致排放总量下降。排放下降是碳市场发展的必然经济成果，而不是碳市场建立的前提。碳确权本身，完全可以脱离碳总量的绝对限制，可以采取技术标准进行限制。
为了更活跃的流通和市场效率，更好的办法是总量分置。总量分置，就是对存量产能实施一个绝对排放限制来实现碳价的形成，对新增产能采用先进的技术标准以控制新增排放。这一思路对于始终无法在联邦层面设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美国、对有着强烈发展需求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大国，具备更好的适用性。
同时，总量分置，可以将公共产品确权中，极易产生的公权膨胀、竞争扭曲、配额壁垒、配给经济等弊端消除。实现碳交易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一致和统一。
总量分置可以成为国际碳市场的一个设计出发点。当国际上各主要国家都有了相应的碳价格和碳市场，这种市场的力量将远远大于僵持的无作为。好的制度，可以指引我们实现想要的目标，而不是为了一个好的目标，全世界在争吵中度过年复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者为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