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以下简称“多哈会议”）将于11月26日至12月7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透露，将有100多个国家负责气候变化的部长出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将出席12月4日举行的高级别会谈开幕式。本次会议将制定出《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具体安排、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并继续德班平台谈判。

必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效帮助

多哈会议将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既要完成2007年启动的巴厘路线图谈判，又要启动去年推出的德班平台谈判，就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涉及的相关原则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菲格雷斯说：“各国同意将全球升温幅度维持在与工业化前相比高2摄氏度以内，但若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效帮助，这一点就无法实现。多哈会议迫切需要加快行动，最重要的是落实在政府间层面已达成的决议，进一步加强行动。”

对于此次会议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具体安排，实现两个承诺期之间的无缝对接。《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今年12月31日结束，《议定书》工作组虽然在去年的德班会议上达成了执行第二承诺期的共识，但并未做出具体安排。在多哈会议上，有关各方将决定第二承诺期是5年还是8年、承担法定量化减排责任的37个工业化国家的具体减排指标以及一些附带的法律和技术问题。

今年5月，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年度首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上登场，其首要任务是在2015年前达成一个适用于《公约》所有缔约方的法律文件或其他形式的成果，作为2020年后各方加强《公约》实施、减控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依据。多哈会议将继续这一问题的谈判，广泛听取并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以便按期达成一致。

结束巴厘路线图下设立的《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工作也是多哈会议的重要内容。该工作组的使命是为《公约》的全面、有效和可持续履行制定出综合性的程序。多哈会议上，各方将商讨长期减排行动的全球目标，并在发达国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筹措资金、开发和转让相关技术以及能力建设领域的谈判取得实质进展。

此外，多哈会议还将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进行磋商，尤其是发达国家曾作出过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双方需要就落实承诺达成进一步共识。

中国强调落实共识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在多哈告诉本报记者，关于《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目前各方围绕第二承诺期是5年还是8年仍存在分歧，我们认为时间之争只是个技术问题，关键是承诺实施的力度，希望争论不要影响到达成《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大局。我们倾向于支持第二个承诺期是8年的建议，因为目前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都以2020年为界，以此可顺利实现衔接，避免出现5年承诺期到期之后还要继续商谈减排方案的局面。对于不参加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也要在《议定书》之外提出可比的减排目标。

对于结束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苏伟表示，对于已经达成的协议要继续执行，对于未完成的部分，考虑将其转移到未来的其他谈判平台中去。巴厘行动计划目前已达成共识的是资金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从2010年到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目前这个计划还有诸多不透明之处，需发达国家作出澄清。而且“快速启动资金”今年底即到期，而2013年以后这方面的资金尚无着落。该问题的关键是，发达国家要认识到其在气候变化领域上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欧盟表示将在此次多哈会议上提出新的计划，对此各方都非常关注。发达国家尽管正在经历经济危机，但这不是推卸责任的理由。经济危机的影响短暂而气候变化的影响长远。

对于有些国家提出“中国也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要求，苏伟指出，尽管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速较快，但要考虑到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地位。中国承担了很多工业制品的生产，因而排放并不完全是为中国自己。

关于德班平台的讨论，苏伟说，今年的多哈会议要为未来3年的谈判设定一个时间表。有些发达国家提出有关《议定书》工作组和《公约》工作组今年不管谈成什么样，都可结束，这与去年在德班会议上达成的共识背道而驰。我们认为德班平台的谈判也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

苏伟表示，中国也期待多哈会议能够尽可能地解决分歧，但指望着一次会议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现实。多哈会议只不过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一站，即使有些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我们以后还可继续谈。多哈会议的关键是落实好已有的协议，同时对未来的谈判做出机制安排。